皮影戏

蟠桃叔

这是不厚的一本书，读者诸君或许一时半会就翻完它。可是，写这本书，从二〇一〇年所写的《六百路》起，到二〇二三年所写的《逛小寨》终，二十二篇，一篇一篇地笔耕下来，书成了，十多年就过去了。如今，蟠桃叔真的成叔了，鬓角有了白发。可是，心里还是个少年，还开着那年那月的花。

常常有人看了我的作文，好奇，会问笔下的人和事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。我十八九岁来西安，青春的回忆都留在西安这座城里了，难驱难散。不管是象牙塔里的白衣飘飘，还是栖身城中村中的烟火腾腾，或者是树影林荫间的燥夏蝉鸣，最终都不抵六百路的呼啸而过……我不过是把这段岁月拆解开来，做一番挑拣和裁剪，凑成了这本书的二十二篇作文罢了。

可是我有时也恍惚，也疑其真伪，觉得都像是在做大梦。可是这些梦影啊，它们藏在难所知晓的地方，时不时就袭上眼底和心头。

当六百路公交车飞驰长安路……

当白月光漫过城中村的楼顶……

当蝉声从大树的枝叶间洒落……

当汽水嗝一激灵冲上天灵盖……

当天桥凭栏感受桥身的颤抖……

当大雁塔喷泉朝天喷出水柱……

当银杏的落叶翩翩落上肩头……

这些“当当当”像一串断线的佛珠散落下来，全敲打着我的魂儿。

昔日有多情君王汉武帝，思念亡妃成疾。有方士以亡妃形象做皮影演于武帝眼前，以此慰藉其相思，世间始有皮影戏。我也是用笔在纸上做了一番皮影戏，给那些惨绿的旧事招魂，给我，也给读者诸君，再匆匆演绎一回青春的残影：一招一式，一进一退，一言一语，一颦一笑……

说到底，那就是：谨以此书献给有过青春的我们，献给接纳了我们笑与泪的西安。

书中事之种种，是蟠桃叔亲历，亦是人人亲历。虽然笔力所限，难赋深情，还是希望读完这本书的每个读者朋友都能在书中找到了当年的自己。那就有些意思了。

对于农人来说，幸福应该就是多打粮食。那么对于写作者来说，幸福就是多出几本书了。此书是我目前出版的第四本书。除过归功于我个人点灯熬油的勤勉劳作之外，还特别要感谢屈奇老师的提携，不然这本书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呢。

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屈奇老师真是我的老师，一点不假。十多年前，我还在报社上班的时候，我的单位和屈老师的单位挨得近。一个在城墙里，一个在城墙外。我没事了，就走几步，穿过城墙去屈老师办公室喝茶。有时候还去屈老师家。屈老师家的阳台亦可以远眺到城墙上去。记得有一次是晚上，月亮照在城墙上，水汪汪的，明晃晃的。

屈老师爱抽烟。见面了，烟一点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给我授业解惑。除了文学，历史呀，宗教呀，自然科学呀，人情世故呀，都讲。一讲能讲几小时。我不吭声，光听哩，默默吸营养。我都不知道屈老师为啥对我这么好的，我没交过学费，也没给屈老师买过烟的。屈老师诲人不倦，我受益良多。轻烟袅袅中我越看屈老师越觉得像个鲁迅。

爱去找屈老师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屈老师夸我作文写得好，把我都夸上天了。屈老师严肃认真地夸，认定我是能写的。我觉得屈老师说得对。屈老师说啥都对。

那个时期，屈老师特别表扬过我的三篇作文。一篇是写故乡的桃树，以此纪念故去的母亲。一篇是写我寓居水泥巷时的那段潦倒生涯。一篇是写六百路公交车的。后两篇此番都收录到本书当中了。那时，屈老师就很认真地提议过，让我写一本书，从六百路入手，写写西安，写写在西安讨生活的年轻人。我听了，心中一动。

我当时已经告别了城中村的租住生活，在长安大学城买了一套小房子，做起了房奴。图长安那边的房子便宜，就顾不得偏远了，好在可以悠然见南山。住所和单位一个在城北，一个在城南，相距十万八千里，只能挤六百路公交车上下班，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约三个小时，天天穿城墙而过，日日见钟楼鼓楼。每天活得忙碌，疲惫，还是单身狗，没有女朋友，又要忙着相亲。所以心有思绪而写得不多。此后，就是结婚，生娃，忙得滚蛋蛋哩，更是笔荒了。

二〇二〇年六一儿童节那天，我辞职了。我觉得上班是反人性的。我回家带娃，写作文为业糊口。稿费自然不够吃，又刻桃核换钱做补贴。这才使得我可以暂且安心，写一些文字。写了，有人说好，也有人骂哩。不管，写还是要写的。屈老师都说了，我是能写的。屈老师说啥都对。

屈老师门下其实有两个学生，一个好学生，一个瞎学生。好学生是赵韦，瞎学生是我。所以我把赵韦叫大师兄。大师兄我就不多夸了，反正对我好得很。和屈老师一样，赵韦到处逢人说项斯，把我往人前推哩。有人说蟠桃叔写得是个屎，赵韦脸挺平，说：你细品，这屎其实还挺香的。

今年，也就是二〇二三年，夏天，大师兄赵韦在西北大学参加作协的培训，住在西北大学招待所，不用伺候老婆娃，逍遥自在。我和屈老师跑过去聊天。屈老师又开始抽烟，抽了几根突然就对我说：小杨，不敢拖了，今年咱把那事办了吧。

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。马上意识到了屈老师说的是啥事了。屈老师能跟我说啥，他操心我出书的事呢。

我已经出了几本书了，但是不够，绝对不够，这才哪到哪啊。写书的人就跟皇上娶媳妇一样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都嫌少呢。我准备母鸡下蛋一样不停出书呀，而我做梦都想要出的一本，就是这本《长安何曾负少年》。这本书我爱得很，算是我的正宫娘娘。

从西北大学回家，我赶紧打开电脑翻了翻旧作，字数明显不够，撑不起一本书。那就赶紧写。那个夏天，我几乎天天都去图书馆占座位写稿子。周遭几乎都是年轻的学子，一个个鲜红嫩绿，青春逼人，如入花间，羡煞老夫。我就想，哼，谁还曾经不是个美少年，我正在写我过去的青春哩。

那个夏天，思绪困在初来西安的那几年，心中的皮影戏又演起来了，有锣有鼓，有腔有调。那些一起欢笑过的年轻面孔啊，那些车窗雾气上涂画的字句啊，那些挥霍出去的钞票啊，那些风中的奔跑啊，那些爱而不得的恋情啊……虽已付云烟，却犹在眼前。

说实话，那段青春里的我自卑、压抑、不如意、浑浑噩噩，有些不堪回首。读书，我没有认认真真过。玩乐，我没有痛痛快快过。那段日子，像是坐车穿过秦岭山中的隧道，那么幽暗，那么漫长。

可是现如今，人到中年了，那段暗黑岁月反就成了黄金岁月，令我无比珍视。那时吃过的苦如今想起来都是甜的。四十多岁的我如今再去打量当年二十多岁的我，四十多岁的我，眼神里尽是温柔的杨柳风和杏花雨，就差老牛爱小牛，伸舌头舔一舔了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肯定还是愿意重回一九九八年，哪怕那时的我青葱、懵懂、没肝没肺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，西安秋老虎，热，有蝉鸣，一个从小县城出来的懵懂少年顶着一头汗去西北大学报到。这个少年啊，他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，自己会写出一本叫《长安何曾负少年》的书。

借机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王辉老师。对于这本书，她比我更上心。王辉老师和我同岁，有着相似的西安青春记忆。她看我稿子中说：我最喜欢的一条牛仔裤是在东大街一家专门卖牛仔裤的店买的，就在钟楼邮政大楼的东侧第一家。那家店我如今死活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。

她就用红笔再旁边来一句：是“小魔鱼”吗？还用笔画个笑脸。哈哈哈，记性真好，还记得“小魔鱼”。可惜不是，我说的是隔壁的一家店。

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时不时骑上我的小电驴去人民社和王辉老师商量稿子，也会顺便说说养娃的事。我太爱去人民社了，像小媳妇回娘家。

对了，一去人民社多半是会遇到关宁老师的。关老师是我第一本书的责编。看到她格外亲。关老师如今已荣升副总编了。恭喜恭喜。

刚才我说，对于写作者来说，幸福就是多出几本书了。其实这话也不对。写作者的幸福其实是有人去读他的书。读的人越多，幸福越大。然而，我深知，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。这本书我觉得挺好的。读者觉得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。有多少人能读到它我也是不可知的。反正是总算出了一本书，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此刻，我多像一个依依不舍难下场的谢幕者啊。我知道，这本书您读完了，就要合上它了。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。一切喧哗都要归于静寂。

亲爱的读者诸君，希望我们下一个路口见，下一本书见。

希望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楼顶，我们在楼顶踱步，看月亮。青春散场或不散场，我们缅怀或不缅怀。那楼顶都悬着当年的月亮，月亮都倒影杯中。只是月亮还是我们当年看过的月亮，但这月光已不是当年的月光了。可是，那又何妨。

曹操的诗句里有一句我真喜欢啊：明明如月。对，明明如月。我在西安这些年，楼顶看过很多次月亮，静静地看月亮，想心事，怀旧。一片冰心在玉壶。头顶的月亮知晓我的一切。

有道是：平生一箫与一剑，春寒赊酒十万钱。未央歌里见明月，长安何曾负少年？

是啊，人生如戏也罢，人生如梦也罢，世间的少年骑马也好，赤脚也好，长安的米再贵呀，都没有负过哪个少年。世间的每一个少年呢，头有日月，心有山海，其实谁也没负过自己的青春。

注：此文为《长安何曾负少年》后记

作品简介

《长安何曾负少年》一书中，作者根据自己的在西安求学、工作、生活的亲身经历，描绘出世纪之交西安市民生活的真实画卷，展现出当代西安的风土人情。书中有校园中的青春往事，有城中村里的喧嚣热闹，也有街巷中的西安美食……既是作者亲历，亦是人人亲历。书稿内容贴近生活，情感真挚，语言风格保留许多本地特色，容易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。

 作家蟠桃叔先生近照